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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代码与红楼人物的『大旨谈情』

发布时间:2019-06-12

  因为文化,人区别于动物。也因为文化,人与人既产生差异,也拥有共同的纽带。伟大作家的创作,往往在展示笔下人物的复杂心灵世界时,也把浸染着心灵的丰富文化,得以生动立体的展现。《红楼梦》所呈现的数十个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就折射了鲜明的文化底蕴。阅读这部小说,可以很大程度上加深对人物与文化关系的深刻理解,而《红楼梦》的“大旨谈情”特点,使“情种”贾宝玉与周边女性的情感纠葛,体现出复杂的交往关系,下面就来稍作分析。

  一、“金陵十二钗”排序提示了贾宝玉和女性的亲疏关系我所举的贾宝玉周边的四位女性,主要是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妙玉。选黛玉和宝钗好理解,为何还有湘云和妙玉?这当然有小说具体情节为依据,也是“金陵十二钗”女子排序提示我们的。

  《红楼梦》第五回借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告诉了读者“金陵十二钗”正册的排序依次是:薛宝钗、林黛玉、元春、探春、史湘云、妙玉、迎春、惜春、王熙凤、巧姐、李纨、秦可卿。这一排序,按照余英时的看法,基本是按照和贾宝玉的亲疏关系分出先后的,所以在贾府活动中,重要人物王熙凤反比较靠后。同时,我们看到,把元春和探春放在较前可以理解,因为这毕竟是宝玉的同胞姐妹,但史湘云和妙玉的位置到了迎春和惜春前面,还是令人惊讶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两位女子也跟贾宝玉有非比寻常的感情纠葛,这就容易理解了。

  虽然有学者提出,似乎没有必要把这四位女性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来考察。一方面,作者对后两人描写所用的笔墨要远少于前两人,而且,对黛钗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涵盖了所有女性的情爱方式,所以,这样的详略处理,正是艺术上的高明之处。对此,我有另外的想法。因为在我看来,材料处理上的详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策略问题,也关系到情感的本质特点。这涉及了情感所呈现出的不同状态,包括浓烈与平淡、直露与含蓄、执着与游移等等,对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或者一组,我们都不能以另一种来概括之。而且,浓烈的感情用较多的笔墨来表现,平淡的用较少的笔墨,即便是相宜的,也并不因此说明平淡的感情关系就一定不重要。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对于情感的看法,是可以给我们启发的。他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开头就告诫我们,我们常常把不能包含的关系视为包含关系了,情感问题即是一例。由此使我联想到,我们在从事人物的情感研究时的两种错误的前提,或者是在假定爱情最为深沉的一种状态中,来分析其他感情的流露方式,似乎那种淡淡的情感可以被一种更为强烈的情感包含在内,或者是假定情感表现的不同,只是作家表现方式的不同,是对材料的详略处理或者用笔的直露与含蓄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首先是一个情感的质的差异性问题。只有把对情感的这两种错误理解予以推倒,我们才能比较正确地进入人物的分析环节。

  在宝玉周围,林黛玉和薛宝钗曾作为与宝玉的木石姻缘和金玉姻缘的对立得到红学界的持久讨论,但金玉姻缘之金,既暗示了薛宝钗所佩的金锁片,也是指史湘云的金麒麟,对于妙玉,其名号的玉字显然也与林黛玉之玉联系起来。从为人品性来说,史湘云的豁达也正与宝钗相仿佛,妙玉的孤高自许在很大程度上也相似于黛玉。但这样说,绝不是要让湘云和妙玉再在大观园中争得一个如同袭人与晴雯一样的钗影黛副的位置。从感情表露的方式来看,虽然湘云和妙玉似乎也与林黛玉的直白与宝钗的委婉一样构成了一种对比,但其中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同样是外露型,林黛玉和史湘云就有区别,前者不但感情强烈,且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态度来要求对方,一切都显示了刻意追求的痕迹,也因此形成了自我内心的紧张和焦虑;而后者似乎一片天机自然,在情感方面表现出再洒脱不过的放松态度。同样的内敛,薛宝钗是以理导情,依照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教义,将情感引入一个理性的轨道,虽然其内心世界不无冲突,但她都能把这种冲突予以化解和协调,以一种平和稳重的态度来周旋于周围的人,显然又不同于妙玉的那种出于勉强和生硬的自我克制。所以,妙玉在待人接物中,举凡古怪、夸张、做作乃至于动辄训人等等言行,都是源于她因自我克制而带来的一种近乎变态的心理特点。

  对贾宝玉及其相关的四位女性的性格定位,我们可以借助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来予以概括。虽然在清代,张新之已经用阴阳八卦的理论评点过《红楼梦》,古人也有用五行来分析人物性格的习惯。但由五行来构架起《红楼梦》的一个人物关系图,以笔者之寡闻,是美国的汉学家浦安迪较具代表性。他以为宝玉的土性、黛玉的木性、宝钗的金性,不但有其身世的缘起做依据,也是天然的配物,例如金玉之类构成的隐喻。此外,国内的李劼在其《论红楼梦》专著中,也以此来构架人物的关系,问题是水与火,浦安迪以史湘云与王熙凤来对应,这虽然是着眼于《红楼梦》全书而突出王熙凤的重要性,但显然难以构架起一个以贾宝玉为中心的男女情感交往圈,倒不如李劼以妙玉替换凤姐更为妥帖。不过,当他这样替换时,同时将妙玉与湘云的性格属性也作了调整,认为妙玉爱洁,当属水性,史湘云风风火火,当属火性。这似乎又流于皮相之见了。在我看来,借助于五行来概括人物的性格应该是一种探本之论,而不应该拘泥于表面。史湘云如果说有时候确也表现得风风火火,那是她的智慧和直爽所体现的一个侧面,这种智慧是水的灵动,这种直率是行云流水的天然浑成,而在其内心深处,对于男女之情倒是恬淡如水的。不像妙玉,在爱洁如水的表面下,有真正欲火的燃烧,最典型的莫过于她后来的走火入魔(这虽然是续书者之笔,未必符合曹雪芹原意,但也是根据前文提供的线索所作的逻辑推进),此前,其在宝玉生日送下的贺帖已是一个证明,更为微妙的是在贾母带刘姥姥去拢翠庵时,其对待宝玉的态度,将自己平日喝茶的绿玉斗给宝玉用,无意间泄露了她与宝玉之间的那一层隐秘的感情关系。

  贾宝玉属土居中,而将金木水火分摊到四位女性身上,一方面是规定了他们在对待情感问题上的不同性质及其表现方式,把居中的土围成一个情感的方阵。同时,在一年四季的小循环中,每位女性的各自定位,也使传统的时令与五行互相匹配,让女性与贾宝玉共同完成的情感历程,仿佛是经历了一个季节轮换。宝玉在与林黛玉、与妙玉、与宝钗、与湘云的遭遇中,同时也展现了感情发展的春种、夏长、秋收与冬藏。这一发展过程,又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即宝玉与林黛玉和妙玉是处在情感萌发生长的阶段而与宝钗与湘云是处在婚姻阶段,并以与湘云可能的第二次结合为最后归宿,此即是《红楼梦》回目所点明的,“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虽然也有红学家认为这是暗示湘云最终嫁给了卫若兰)。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探讨四位女性的感情实质。我们知道,林黛玉和妙玉,都是可以因名字含有的玉而归为一类,宝钗和湘云,则又都因为配金而同属一类,玉与金的对比,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玉之温润与金的肃杀(浦安迪说),等等。

  对四位女性以五行的属性来概括毕竟近似于一种阅读的联想,而从这四位女性无意识的日常行为和有意识的人生追求中,提示了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来分析,她们四位,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涵盖了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几个方面。这是林黛玉代表的诗家、薛宝钗代表的儒家、史湘云代表的道家和妙玉代表的禅家,并且也因其各自的文化渊源显露出对情感(以贾宝玉为中心的情文化)的不同态度。

  后三家都是一种文化哲学,诗家则是一种文学门类,把诗家与其余几家并列,正是强调了诗对于林黛玉来说,成了一种人生的哲学态度,尽管薛宝钗也写诗,甚至其诗才也不比黛玉差,但她很少主动写诗,也很少独处时来自咏自叹,最多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交手段。她更经常认为女孩子不写诗才正经,没有以一种诗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来高昂起她的感情。有人认为,所谓的“诗礼簪缨之族”,是林黛玉与薛宝钗各自分担了这“诗礼”二字,似乎这样的概括已经圆满自足。然而,作为从尘俗之外获得的一种人生视角,作为人生启悟的主题之一,作为人物命运的一种重要归宿,又怎能不渗透到以贾宝玉为中心的更多的女性关系中呢?当一僧一道把通灵宝玉携向人间觅是非时,同时也是把他们各自的人生态度投射到世人身上,而这种态度也绝非是佛道哲学的简单图解,同样有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那一份感情作底蕴。在此意识的投射下,湘云连同妙玉显示了情道与情尼的重要性。比如,因为湘云受道家名士文化影响,所以他能在与贾宝玉的情感交往中,表现出如行云流水般的道家名士般的自然。而妙玉受佛门戒律限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对宝玉萌生的情感作为一种情魔来有意压制,来拒绝面对。

  四位女性因为文化底蕴的不同在与贾宝玉接触时的情感表现差异,还是易于为我们所明了的。问题倒在于他们四人各自流露的一种自觉的意识,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红楼梦》人物中,这四位女性都曾以其特有的方式,尤其是人物的极富深度的直接议论,表现出他们对各自代表的文化传统的一种自觉认同与身体力行。林黛玉与香菱的论诗、薛宝钗在帮助探春协理大观园时的论理治之道,以及劝宝玉留意于经济之道、劝女孩子要多做女红等,还有妙玉借邢岫烟之口所发挥的一番槛外人思想,再有就是湘云与翠缕的论阴阳、她所谓的“是真名士自风流”的表白,诸如此类,无不凸现出每一位女性之于某种文化哲学的息息相通。薛宝钗在论到为人处世之道时,曾以“用学问提着”表达了她的一种立足于基础而又向高层次的有意识追求。其实,我们提及的四位女性,在其抽象的议论中,都可发现这种思想意识的深度拓展、每一个人物所特有的一种智慧风貌。个人的思想,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结果,倒是每一个人的生活个性,凝炼在思想的充分展开中,并照亮了人的意识最幽深的方面。它表明了,在曹雪芹笔下,人物的个性拓展,已经向意识的最高层面作努力的冲刺。正是这样的浓重着笔,使我们在获悉人物思想较高层面的同时,也可以有对一个较为宏观的哲学观、价值观、特别是情感的文化底蕴,作高屋建瓴式的梳理和观照。

  对贾宝玉周围女伴所构筑的情场进行基本归类时,我们当然也不应忘记处在情场中央的贾宝玉。

  贾宝玉是以假宝玉和真顽石的统一而表现出五行中的土性,并且也因这顽石的特质而显示出一个叛逆者的种种顽劣之行径,对此,学术界论述颇多,此不赘述。但是,从情场角度看,其所在的位置,其对各种文化征象的趋同性的整合,是一个最简单也最重要不过的“情”字。而也正因为他所处的情感方阵的中心位置,周围女伴的行为无不对其产生了影响。加之宝玉本乎人情而对女性的体贴入微,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仿效女性言行的心理动力,也使其行为表现出万花筒般的错综性。其对林黛玉的诗的品性的欣赏,既见于一种诗的意趣,如因听从林黛玉欣赏的“留得枯荷听雨声”之句,而阻止他人收拾大观园中的残荷,也见于他因林黛玉从诗中传递出的一种深沉的感情,如对于她的葬花词所产生的共鸣;所以,他对于诗的深刻领悟,在大观园试才这一回有了全面展示,在全书中,这是除开黛玉与香菱说诗外,最重要的诗论的段落了。湘云的我行我素的名士风度在芦雪庵吃烧烤时最为张扬,也受到林黛玉等的讥讽,但惟有贾宝玉与她呼应,随之前往,似乎也分得了名士之气度。而对妙玉,开口所谓的“世法平等”,学的自然是佛家的一套口吻,也是针对了不同对象所采取的一种随缘态度。即便是他最不喜的薛宝钗平日里言说的各种道理,除开劝他留心于经济之道(其实花袭人撒娇似地劝他时,他还是答应的)的一类混账话,能入他耳、令他欣赏的话也不在少数,所以有林黛玉时不时地来“半含酸”。因为其情本位的文化态度又或多或少融合了周围女伴所代表的各种文化,其思想意识、性格特征就有着超越于一般人物形象的深刻复杂性。

  与此相对应的是,其对待不同女性的情感方式也显示出质的差异。其对待林黛玉的情感是一种刻意的追求,对待妙玉的情感是一种神秘的对峙,对待史湘云则是纯乎自然的收放得体,而对薛宝钗呢,恰恰是在感情的匮乏中,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欲的冲动和理的服膺。这四种方式,概括了一个男子对待女伴可能有的大致类别,并且在结合进同一个情感关系圈中,既展示了其错综复杂性,也在这动态的发展中使其边界日益变得清晰,即,这是以贾宝玉为代表的情文化,对女性身上折射的诗、礼、道、禅不同文化的斟酌取舍和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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